起初的惊怒平复以后，想邓月明请路晓笙去庆哥家里面，未尝不是一种表演——为了与他洗脱干系。邓月明本就是戏子，懂得揣摩看客的心理，也知道看客期待着怎样的滑稽戏。何况那是庆哥的家，一屋子的人，能叫他们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他那么爱我，不会在我身后做那样的举动。”他如此的安慰着自己，心里却依然有不忠的恐惧，然而他享受这种恐惧，因为这是活的，是暖的，是杞人忧天的，不像他的太太，那冰冷的猜疑与阴谋。然而邓金事件，又给了他对待爱情的新的经验，他需要立刻把邓月明叫出来，好好谈一谈他与路晓沈，不然那“夜里的约会”会一直缠着他，折磨他，零零碎碎的作践他。
“月明身边的人也该清一清了。”他盘算着叫小张去做这件事情，就像对付自己身边的另一个盯梢那样，叫别人配合着出一点“意外”，顺理成章的叫人盯不成。
两天前，他已经成功了一次——白老太太拨下伺候他的卫士，因为“冲撞”了76号的一位警卫队长，被打断了腿。他翩翩然去理论，佯装怒斥：“文明社会怎能动不动就打人？！”，警卫队长回对：“没教养的东西，我替沈先生管教了。”，仿佛很叫沈文昌失了的颜面。后来是王处长出面安排了饭局，讲了话，才平了他们之间的串通出来的干戈。
卫士被送回家去后，白老太太歪在烟塌上抽烟，听一个叫丽华的小大姐讲闲话：“哪能那么巧！偏偏我们的人，严哥做事最稳妥，是姑爷和人串通设计他都没准呢。”白老太太不置可否的笑笑，眯着眼睛看烟气往上升去。烟气散而又聚，聚而又散，像《西游记》里的妖魔，又像《一千零一夜》里的神明。她这时候又成了一个巫祝，一个祭祀，看着青烟占卜着。
“凶呐！”她慰叹一声，享着大烟散而又聚，聚而又散的快乐，又躺回了烟踏里。当天夜里，她把对邓月明行踪的汇报按下，直接排到了早餐的时候。她知道对邓月明的“企图”不过是种怀疑，所谓“奸情”也无迹可寻，可是沈文昌恶心了她，她就要忍气吞声吗？那下三滥出身的偎灶猫挠了她，她就打不得吗？她这辈子受够了丈夫的气，老来还要受女婿的气吗？不能够，她不能够。
可她也不能再往沈文昌身边安插卫士了——以前从来都是和睦的同事关系，偏偏她调教出来的人就出了事，给了沈文昌推辞的理由。但她手里还有旁的人才，于外攻不进来，不如从内击破出去。家门不幸，后院失火，赔几个小丫头换他一个沈文昌，当然值得。
她来上海以后也想过，怎么偏偏就要动自己的女婿。可想来想去只会越想越气，越想越恨——白珍从前偏心她的父亲，结了婚以后倾心她的丈夫，将来又要分一份给她的孩子——她唯一的骨肉至亲唯独待她像待远亲！
“必须和离。”她想：“白家所有的财产都是她的，够她一辈子做个阔太太。不就是一个男人吗，她有钱，年轻，还怕将来没有人？可我没几年好活了……我替别人活了一辈子，现在不能不为自己想想。”
她不恨沈文昌，她恨白珍。
第53章
沈文昌白天回掉了白珍的两个电话，权当自己怒不可抑，拒接电话，实则是演一场戏。但他想起白珍伤心惊惶的在后头叫他，也是心有戚戚然，想着要是她再挂来第三个电话，就好好的和她谈一谈。可是第三个电话一直没挂过来，沈文昌想白珍大概是被她母亲劝下了。
这几天因为忽然甚嚣尘上的反日言论，76号又开始抓“文化人”。沈文昌自诩“文化人”，平常动笔杆子，很有一些文人情节，于是向周先生提建议，释放了几个，又遣返了一些人去内地，是所谓的缓解高压政策。中午吃饭间看报纸，出去的“文化人”照例在报纸上隐秘的骂他。他现在已经不生气了，竟有些清者自清的意思，因为做了双面间谍，认为自己也为抗日做了贡献。他在两难的时代中摸索前行，而旁人都鼠目寸光。沈文昌把报纸一卷，塞进公事包里面，打算晚上去恒仁路的时候给邓月明看，因为直觉邓月明是可以理解他，体恤他的。他并不表明真身，既期望邓月明能看出端倪--一种爱情上的细致，又害怕邓月明看出端倪--一种人身安全上的恐惧。
他叫小张“意外”的清一清邓月明身边的人，晚上下台以后接他到恒仁路去。其实去庆哥家里更方便，可他的职业不同于从前了，现在行动上都有了思量，也有了一层炫技的意思，仿若自己在刀锋上游刃有余。他打定主意不回家去，白珍的猜疑与白老太太的阴谋时时折磨着他，后者行将入土，他暂时不想与她计较；而前者，他的夫人--腹中还有他的骨血，竟这样伙同一个疯子逼迫他！沈文昌爱白珍，却也为此恨白珍，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当然要以牙还牙。
他现在爱情上唯一的慰籍似乎只是邓月明了，只想着快一些下班，好到恒仁路去。
可是夜里，邓月明很迟才来。整个公寓楼都已经停电了，他提一盏翠绿玻璃罩的灯，灯罩上盖了一块暗红色灯芯绒的布，靠布下露出的一点幽绿灯光照楼梯。他在门口敲门，轻声喊着：“沈先生。”沈文昌立刻去开门，看到他吓一跳，那幽绿的灯光自下往上照着，像聊斋里的冤鬼还魂来。他笑骂道他：“提这么个颜色的灯，你特地来吓唬我的吗？”邓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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