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想说的，我并没有做好。国家未来的危机。一是人口危机。即便有高产的杂粮，国家人口膨胀的速度也太快了，还有几个月，各州县的户口总数就会呈上来。到时候大家就看到这几年人口增加的数量。”
要知道两次惨败，让陕西路损失了多少户口，还有彼岸，每年都在转移了六七万户，如果这样。人口还在继续膨胀着，那确实是让人担忧了。
“其二就是贫富分化在扩大着，为了减少反对声音，我做了妥协，包括紫钞，包括默认了许多商贾将产业挂在权贵名下避税漏税。实际上这样一来，富者还是益富。勿用问紫钞，尽管紫钞征了一部分税赋，但实际商贸越发繁荣，就是征了一小部分税。各个权贵实际获利更多。”
这同样是一个让人寒心的话题。
为什么他们能获利更多，正是这些政策。
然而仅是损少了少许商税。便继续愤怒着，当真不会算账吗？
太贪婪了！
“又有少数士大夫权贵的家人家属，为了谋取财富，变着法子坑蒙拐蒙，巧取豪夺，为了妥协，我同样也没有过问。实际祖宗家法，将百姓定为五等，后又分成九等，富者多纳税，贫者少纳税或免税，也就是所谓的齐人，作用就是减少贫富分化。然而因为反对声音太大，即便是祖宗家法，我都不敢执行了。不错，银行司与齐商税，暂时造就了更多的三等户二等户出现，然而这些丑陋的现象，我没有阻止，恐怕以后也没有那个宰执敢碰这个禁忌的问题，那么这个小治，早晚还是昙花一现！”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宋朝税赋重，而是宋朝赋税不合理。
比如榷茶，为什么被砖家一再攻击的保守派分子吕夷简要改革茶政？
宋朝开国之初，有的做得确实很不错，比如榷茶，当时全国各地你打过来，我打过去，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因此赵匡胤下达种种刺激经济的命令，包括榷茶，甲，你种不起茶了，没关系，朝廷贷款给你种植茶叶，但销不出去了，没关系，朝廷统一收购。
如果对照天朝的经济发展规律，有的真很仿佛……
在当时这些措施是对的，也是比较先进的，而且朝廷收效也比较明显，尽管宋朝未统一天下，仅是茶政一年收益就达到了四百万缗，不是贯，一缗那是真正的一千文钱，与现在的新贯一样。
但往后发展，榷茶岐形了，到了宋仁宗才即位时，榷茶利润一年只有几十万贯，最低时只有二十几万贯，想一想一个杭州龙井茶叶一年能创造多少收益吧。
为何沦落如此，主要就是许多茶商无法征得税赋或者无论专榷，那么不如索性放开，朝廷不要付出大量胥吏管理经营，但又可以得到大量的商税。吕夷简做错了吗？
结果呢，许多老派大臣反对，包括宋仁宗的老师，儒学大佬孙奭，为何以吕夷简的才能，最后做法保守，或者叫微调改革，真的没办法执行激进的政策了。
这一直延续到韩琦，才勉强对榷茶执行了通商法。
然后到了王安石，为何王巨对王安石变法也不是太赞成，就象这个榷茶，本来是通商法的，但经过王安石变革，巴蜀茶叶与福建茶叶又重新进行了专榷。
为何是巴蜀，原来巴蜀时不时来次大反叛，谁敢专榷？但巴蜀地形封闭，东是三陕所阻，北是斜谷栈道，所以看上去容易执行榷茶。为何福建茶叶专榷，因为在宋朝建茶最好！
仅是这两项，一年就为宋朝带来六百多万贯的收益。
这肯定是不对的。
再比如榷盐，就象天朝，到了七十年代，许多百姓真的吃不饱饭了，每天的下饭菜只是咸菜，宋朝最发达的地区不过相当于天朝的90年左右，一般不过相当于天朝的85年左右，肯定比天朝七几年好，但咸菜仍是百姓的主要佐饭菜肴，然而因为一个榷盐，盐价这么贵，对头吗？
但因为税赋的不合理，王巨尽管推出许多惠民政策，五大榷却不敢动，包括王安石发起的建茶蜀茶专榷。以及各种苛捐杂税……
或者再打一个比喻。宋朝企业一般只交纳百分之三的往税。比起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又算什么？或者再比喻苦逼的文人吧，稿费从八百块钱就开始征税，八百块钱，会饿死人的，但不行，还得交税！
甚至宋朝这种不规范的税赋，都牵累了彼岸！
王巨也无辄。
那只好进一步的宽赋。因此推出了下一步的政策。
山陵滩涂湖泽！
具体的做法，便是将无主的山陵滩涂湖泽，承包给各村的百姓。由官府监督，置放铁匦，价高者承包之，这个制度因为王巨推广坊场河渡制，已经很流行了。也就是暗投标制度。
不过做了几条辅助性的措施，一是为防各村的豪强用手段霸占，导致低价拍卖，在投标结束后。先是官府估价，然后再交给百姓审议。还是暗投标制度，交给村民纸条，同意者画上钩，不同意者画上叉，至少六成百姓同意最终的承包价格，这个承包才能正式通过。否则，继续拍卖。
其次强行规订，不得侵占道路、灌溉与水利，如果朝廷征用，朝廷将弥补其损失，官员与乡绅勾结，导致损失弥补太多者，追究官员其责任，但弥补太少，乡绅不服，可由县往州到各路提举司，逐级申诉，如果各种提举司还不能公正处理，可以来京城击闻登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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