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禁欲主义的气氛中，r体的接触被看得非常严重：“有一次我们去看电影，他第一次握了我的手，那时我们俩的关系已经有两年了。”
有时无知会使人变得残酷；而孩子们之间的残酷有时会比成人之间的残酷更强烈百倍，它能令涉世不深的当事人有一种陷入绝境的感觉。一位女性讲到她接受青春期教育的一段痛苦历程：“中学时我们学校实行男女分班。我发现有一个男孩老注意我，我心里朦朦胧胧地能感觉到，所以就多看了他两眼。他虽然个矮，可挺能打动我的，我那时心里就蠢蠢欲动。后来‘文革’开始了，我们去支农，回来我就接到一封信。我在学校里还从来没接到过信，很好奇，就当众拆开了信，见上面写着：支农的时候我看见你心里特别放不下，我心里老忘不掉你的大眼睛，总注视着你……总之，都
是这一类的话。落款是个假名字。我当时也不懂这有什么严重的，就跟一个女同学说了，大家就都传着看了。结果一个‘革军’（注：革命军人）子弟就说我是流氓。从那以后，所有人都不理我，孤立我，在我课桌上吐唾沫，用粉笔写上‘大流氓’，还拔我自行车的气门芯。我把信交给了学校的军训排长，让他为我作主。同学们都说我招惹男孩。我当时觉得委屈极了，因为那时候我纯朴极了，根本不懂什么。后来学校呆不住了，我就跨学校和一个我妈同事的孩子去c队了。在那么悲惨的情况下，我好像全靠他了。他比我大几岁，很照顾我。我们走的时候我还不到十七岁，十八岁时我就和他好了。”
对禁欲主义环境的理性批判有些女性对禁欲环境采取了理性批判的态度。一位单身女性讲到过自己的压抑感：“我有压抑感，小环境（指家）大环境（指社会）都一样。想不在家呆着、不和父母一起住都不可能。人的选择余地太小了，不能痛痛快快地生活。压抑感是一阵一阵的，中国人总按别人的反应来改变自己，别人怎么说很重要。我相对来讲不太在意这些，但也不能全不在意，不可能逃脱。”
一位爱好文学的知识女性说：“我在性方面始终是压抑的，这和从小的教育有关。直到三十一二岁看到一本书，叫作《光荣与梦想），里面说性解放对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才觉得性不是脏的、坏的。我的第一篇就是写性压抑和性罪恶感的。”
禁欲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希腊人泽诺（zeno）。他在公元前315年创立的禁欲主义认为：通过压抑情绪波动，不计较个人享乐与痛苦，用忍耐所获得的贞洁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业。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家认为：r体是内心罪恶的证据；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杰作；性欲的满足是“俯身试毒”；婚姻则是“生命的玷污和腐蚀”；性j是令人作呕的；是污秽而堕落的；是不体面的；是不洁的；是可耻的；是一种玷污。（坦娜希尔，第155一156页）
禁欲主义的流行有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在拉丁的欧洲，性自由并没有像盎格鲁撤克逊国家那样遭到无情排斥和扼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英国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感兴趣，称之为“盎格鲁一撤克逊神经症”。英国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这既是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又是因为他们的同质性。在英国人中，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的端庄，或不如说是假装正经，这一点似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里达到了顶点。此外，还有人认为，北美社会的清教传统和反性政策可能比旧世界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更僵硬。（居伊昂，第221页）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受人尊重并准备结婚的淑女的阵营；另一个是“坏女人”的阵营，由女仆和工人阶级女性组成。第一个阵营是贞洁而非性的；第二个阵营有性但不贞洁。在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生理特征有极多的言语禁忌。有人的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当时，甚至连某些钢琴的腿也用粗布遮盖了起来；吃j时不能说“腿”或“胸”，只能说“黑r”或“白r”：“怀孕”要说是“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女病人在医生的诊室里不能脱衣就诊，只能在医生准备好的一个人体模型上指出她们感到疼痛的部位。
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毒，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以为的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自由的惩罚。其实，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意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我想，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作自杀性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
有人愿意得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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