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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伦将自己的担忧一五一十的跟赫德进行了交代。
赫德表示他一定会考虑这些不利因素，尤其是会考虑他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可是反对声还是掀起来了。
第一个不满的就是之前因反战而对皇帝都有所不满的兵部书罗惇衍，他马上继陈芝廷之后上书辞职。
朱敬伦叹了一口气，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文臣表达不满的方式还是这样，除了不负责任的撂挑子，好像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如果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比如孟尝君，对本国国君不满，他甚至会促成敌国攻打本国。可是大明的文臣，去只有辞官一途。这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士大夫在清朝时期的奴仆化后遗症。
因为跟皇帝的主奴关系，国家是皇帝的，不是士大夫的，所以皇帝想怎么糟蹋是皇帝的事儿，自己看不惯了，最多就是视而不见。而不是拥有强烈的参与热情，用各种手段，甚至极端手段扭转君主的态度。
看到这种情况，朱敬伦感叹的同时，担心却少了。这意味着赫德组织新政府的过程，阻力不会太大，当年朱敬伦能够轻松割据广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多数不满他的文官挂印封金，而不是潜伏下来暗中抗争，让他轻松的任命了大批新官员，尽管那批新官员经验不够丰富，甚至很多人都称不上合格，但有一点，这些人忠心，让朱敬伦能够轻松控制广東的政局。
假如像罗惇衍这样的官僚，表达不满都是辞官，而不是留下来掣肘赫德的话，那赫德的执政反而会轻松。
兵部书罗惇衍辞职后，赫德奏请委任时任兵部侍郎梅启照为兵部书，朱敬伦准奏。
梅启照这个人，本是清官，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在吏部任职，花沙纳在天津与英法联军谈判之时，他陪同前往，是较早跟洋人接触的满清官员。
太平天国时期，梅启照随花沙纳在苏州、上海交涉洋务后，回家乡江西办团练，带领江西团练在对抗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立下过功劳，因功升任浙江道御史。后来大明得到江西，为了避嫌，辞官回乡。
由于大明占领了半个南中国，因此在清朝任职的大明籍官员极多，虽然有的继续留任，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反明态度，来向满清主子展现忠诚，也有一部分梅启照这种清者自清型的官僚选择了避嫌辞官。
由于梅启照早年就跟洋人有接触，这种渊源让他比其他人更熟悉洋人，而且性格比较开明，能够接受西方事务，辞官之前就开始研究洋人事务，精通算术、器械，对西方兴造道路、船、机械等方法尤为关注。
他的思想与满清洋务派一致，历史上他就是洋务派成员，为李鸿章打造北洋水师，筹建招商局都表示了支持态度。
梅启照这种思想，让他非常附和日益接受西方的大明官场氛围，经善于举荐人才，经手举荐过林则徐、骆秉章、周天爵、曾国藩、倭仁、郑敦瑾、袁甲三、吴廷栋、姚莹仕、吴昌寿等名臣的罗惇衍举荐，进入大明兵部任职，之后多次拔擢，成为兵部侍郎，负责主管海军事务。
梅启照重视海防，也算是附和朱敬伦扩建海军的主张，只是没想到赫德举荐此人。
因为梅启照算是罗惇衍提拔起来的，而罗惇衍刚刚因为不满赫德而辞官，赫德却重用罗惇衍的旧人，不得不让朱敬伦刮目相看，感叹赫德已经深得中国政治之三味。
任用梅启照这样的旧人，能够极大程度上稳定人心，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兵部局面。
接着虽然礼部没有人辞官，赫德却主动找龙元喜交谈，说服龙元喜辞职，改任大明官场上的政治巨头伍崇曜为礼部书，礼部侍郎徐荣村接任洋务司主事一职。伍崇曜虽是一个商人，但一手组织起了大明洋务司，并且最早在洋务司组建专业学校培养外交官员，后来经过培养，然后去外国历练后的官员，回国后多有调到其他部门任职的，因此伍崇曜在官场上可以说有一群门生故吏，且伍崇曜本人是广州旧人，广州府籍的官员，在大明中高级官吏中，占绝对优势。
因此赫德提拔伍崇曜，能够更大程度上稳定中高级官员得人心。
赫德又提议，提拔户部书张敬修为门下侍中，接替他自己过去的位置。张敬修出身东莞豪门，也是当地文人代表，筑造可园这样的知名园林，品位显然十分典雅。跟赫德的关系也不错，算是一个知交，常常在一起吟诗作对。
但提拔张敬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知交，而是要让张敬修腾出户部的位置。户部侍郎由九龙人张子良接任，提拔九龙四大家族出身的张子良，显然能够平衡陈芝廷新安派势力，至少将九龙派官僚从新安派中分裂出来。
由于朱敬伦是从新安起家的，所以最早一批官员，很大一部分都出自新安县，九龙也属于新安县，但随着九龙港区发展，渐渐自成一系，跟沙井陈家为首的新安派分成新旧两派，九龙派显然属于新派。
九龙派之所以是新派，也是以为九龙港的发展，让他们更接近西方事务，心态更开放。另一个原因则是九龙港是赫德一手建立的，因此九龙派官僚显然更加认可赫德，因为相当多九龙派官僚，都是从赫德主持的税务司走向其他职位的。张子良就是其一，是从九龙税务司位置上进入户部的，甚至可以说张子良就是赫德的嫡系。
在兵部以稳定大局为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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