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完成了军事改革之后，大明的少壮派军事集团就形成了，他们具备世界上其他现代国家的军事集团的特征，激进、冒险主义，1873年的时候，文鸢为代表的青年军官阶层，甚至一致认为，大明軍队能够轻松击败法国軍队，当时他们极力主张在越南与法军.
后来大明政府跟法国达成了一致，撤回了进入越南的軍队。
而到了琉球事件对日本用兵的时候，军事集团已经很难压制了，为了压制他们，朱敬伦将军权移交给兵部，可是一段时间内兵部无力控制一个自成一体的军事集团，在攻打日本之前，甚至出现了大批军官集体向皇帝请愿对日开战的情况。
显然军事集团有强烈的依靠皇权得到更大行动自由的倾向。
朱敬伦则是反对这种倾向的，所以他始终坚持不绕过兵部跟軍队有任何接触。
这给了兵部大量操作的空间。
琉球事件结束之后，已经动员起来的軍队，是一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兵部采用分化瓦解的方式，开始削弱军事集团。
先他们让在日本作战的文鸢，完成撤军任务之后，就地留在日本，担任驻日武官，给文鸢一个任务，让他调查日本的军事，查看日本有可能对大明的威胁。在战争中，被一些武士道日军触动的文鸢，对日本军事力量也颇为好奇，于是就接受了兵部的命令。
少壮派旗帜人物文鸢接受之后，就让兵部的文官们打开了一个口子。开始一个一个的调走那些少壮派，江西军区总兵陈济世被派去俄国，让他去调研俄国的军事力量和潜在威胁。张开山被调去了法国，研究法国在普法战争后军事力量的恢复情况，并且研究法国未来的越南政策。
少壮派四大旗帜人物中，只有福健军区的邓世才留在国内，继续主持軍队复员工作。
显然这个邓世才是得到兵部文官认可的，朱敬伦稍微留心了一下现，这个邓世才还真的不一样，他是唯一一个当时没有联名请愿的高级军官，显然他的稳重作风，得到了兵部的认可。
除了三大旗帜被调走外，兵部还向美国、德国、奥匈帝国，甚至连南美一些小国都派去了武官，大量有旅欧资历的少壮派中高层武官被调走，几乎是一场军事政变。与此同时，大批从大明军校中走出来的军官，开始走上军官岗位。
悄无声息间，兵部清洗了軍队中的少壮派势力，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文鸢一开始的服从之外，后来陈济世等人都挣扎过，将事情闹到了朱敬伦这里，朱敬伦支持了兵部的决定，安抚了他们。
之后在邓世才的积极配合下，兵部顺利的完成了軍队的复员，大明军事机器再次转入和平状态。
解决军事集团的情况表明，大明文官集团不但已经拥有了独立的思想意识，而且已经锤炼出了成熟的政治手段。
现在他们开始频频抵制皇权的干涉了，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对皇权唯命是从的公务员躯体，而真正形成了政治势力。
这是政治走向成熟的标志，朱敬伦有两个选择，第一采取对抗的态度，跟官僚集团争夺权力，让大明政治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第二则是采取默认和退让的姿态，让官僚集团真正开始管理国家。
朱敬伦选择了第二条，但是对于经济危机期间的政府投入刺激方阵，他还想争取一下。
跟陈芝廷等官员商谈了一番，告诉大家，经济危机已经初露端倪，明年很可能全世界的危机都会爆，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大明的工业。
提高关税他们都认可，可唯独让政府增加投入，甚至是大规模负债进行投入，他们很难接受，他们担心那样会摧毁金融体系，得不偿失。政府应该节省开支，稳定市场为主。
朱敬伦努力将理念灌输给他们，但是他们不肯接受，再三劝说朱敬伦改变主意。
朱敬伦知道，已经说服不了他们了，他们已经摆脱了对皇帝英明神武的迷信，就算朱敬伦强行推动，他们无法拒绝，但他内心不服，就不会积极配合，就会像上次铁路公司上市那样，阴行抵制，到最后受损的是整个大明经济。
既然无法让他们从心里接受，与其闹成皇权跟官僚集团的再一次对抗，那还不如同意他们的意见，从而维护文官政府的权威。
但朱敬伦不打算放弃在经济危机中的积极行动，政府不出面，皇帝也可以出面，朱敬伦这个皇帝还是值几个钱的。
他成功说服了陈芝廷等人，将很快推行一项政策，将大明所有的通商口岸统一管理，全部划归六部直属。
大明的开放口岸众多，除了个别满清时代开放的口岸，比如潮州、广州等之外，其他口岸都是大明主动开放的。包括东莞的虎门，香山的前山寨，顺德的南沙，番禺的黄浦，南海的佛山，肇庆府的高要港，新会的港口区等等十几个口岸。
这些口岸，依托海港、河港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现代城市，但是城市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九龙港已经建立了所有的西方城市基础设施，电报、电话，上下水道，城区马路，公共交通，但是高要港区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
这些港区，显然是目前最城市化的地方，是大明工业区的核心，如果任由其自行展，靠自己的财政逐步建设的话，展会大大受到制约。
如果都能收归中央直辖，在强大的中央财政的帮助下，会得到更好的展。而且统一管理，能够有效的促进港区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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