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约翰的前世不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还是比较偏正面的。虽然他们大多将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视作愚昧、落后、排外的荒蛮之地。但那里悠久的历史、古老而又有神秘色彩的艺术文化在美国相当有市场。否则赛珍珠、林语堂、梅兰芳这些人就不会这么受欢迎了。
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最早融入西方社会的日本，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后，并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后，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更是得到了不小的上升。同情和支持中国对抗日本的声音已经逐渐成为了主流。
不过，这并不代表美国已经开始将中国视作盟友或者伙伴了。约翰记得他曾在一次宴会上，听一名对亚洲问题颇有研究的朋友这么说过：“在大部分美国人眼里，中国就像是一个马戏团里的侏儒小丑。你不会想要去和他做朋友，但这并不妨碍你抱着怜悯的心态站在一边欣赏完他的滑稽表演，然后奉上礼貌的掌声和一点点赏钱，以获得心理上的愉悦和道德上的满足。”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非常一针见血。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通过“租借法案”获得的物资中得到清楚的反映。
虽然早在今年5月，美国国会就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但目前交付的4510万美元物资，绝大部分都是交通器材、施工设备和药品。中方强烈要求的1亿2千万美元军火，不仅只批准了不到5千万，而且至今都还停留在纸面上。
显然，华盛顿当局目前还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受了邻居欺负，上门来乞求帮助的可怜虫来看待的。他们可以“慷慨”为这个可怜人提供他衣服、食物和药品，但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枪借给对方，以免引火上身，刺激到那个脾气越来越坏的邻居。
所以，当罗斯福表示想要为正在遭受日军轰炸的重庆市民做点什么的时候，霍普金斯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想我们可以援助他们一批英国人的那种家庭防空洞。”
“好主意，哈里。”罗斯福点头说道，“这玩意生产起来应该不难吧，约翰？”
“恐怕没用的，总统先生。”约翰说道，“重庆和伦敦不一样，那里的居民家里很少有足够的空间埋设防空洞。”
“没错。重庆是一座山城，而且挤满了从战区逃难过来的人。很多人连房子都没有，只能住简易的窝棚，根本不可能有庭院让他们埋设防空洞。”约翰的观点得到了戴维斯的支持。
“约翰，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办？难道放着那些可怜人不管吗？”霍普金斯反问道。
“我觉得，首先应该想办法，让日本人不能再这么肆无忌惮地对重庆进行长期疲劳轰炸。”约翰直接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他知道这恰恰是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一直在有意回避的，但是他不在乎。无论是一陆军军官的身份，还是以休斯飞机老板的身份，他都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
“这比较难办啊，约翰。”迟疑了一下，霍普金斯先开了口，“你知道的，无论是飞机还是高射炮，现在都很紧缺。陆军最后那点存货已经给斯大林了。”
“没错。而且那批货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本来是计划调配给中国的。”约翰毫不客气地点破了事实真相。“我想这件事瞒不了多久，中国人很快就会知道的。我们不可能一边以确实没货为由取消原定的援助计划，一边又迅速宣布正将大批军火运往苏联。”
霍普金斯也叹了口气，“事实上中国的宋先生（宋子文）已经提出委婉的抗议了。他在今天上午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敦促我们尽快履行今年6月份所做出的承诺。我正在头疼如何回复他。”
说着，他从房间的保密柜里去除了一份文件，交给罗斯福。罗斯福扫了一眼，没再说话。
根据白宫之前和民国政府达成的协议，美国将在1941年底前向中方交付350架战斗机、150架战斗机、720门37榴弹炮、120辆m3轻型坦克、100门3英寸大口径高射炮和1400门50小口径高射炮。但是两个月过去了，美方仅仅交付了44门75高射炮。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约翰又开口了，“如果我们总是只给予中国非进攻性的援助，而迟迟不提供能对日本进行实质性打击的物资，这会让中国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只是在利用他们，消除日本对我们自己，以及英国和俄国的威胁。这是和我们将中国纳入《租借法案》范畴的初衷相违背的。”
“更重要的是，目前这段时间可能是我们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最后时机。总统先生，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自从我们开始对日本实施禁运和经济制裁后，日本人实际上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了。如果赫尔国务卿和日本特使的谈判取得成功，那当然最好。但是如果谈判破裂的话，他们势必会出兵南下抢夺那里的石油、橡胶等战争资源。到那时，我们和中国之间的海陆通道将会被暂时切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再为他们提供任何物质上支持。”
约翰说着说着开始激动起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到那时中国政府会作何反应？因为没能按约定得到军火援助而对我们缺少信任感的他们，还会愿意帮助我们牵制日本人吗？如果愿意的话，缺少作战物资的他们又有这个能力吗？一旦几十万在华日军主力南下，中南半岛和菲律宾能守得住吗？”
罗斯福摘下夹鼻眼镜，用一块鹿皮擦了擦，又戴了回去。“当初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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