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向神明赌咒，我觉得没有多想，日本人的残忍和野心在战争一开始就已经昭然若揭，而且无数血腥的事实告诉我，他们已经没什么耐心再去维护这种伪善的形象，随着战况的不断深入，他们的真实嘴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到了那个时候，日本人再也不需要投鼠忌器，中国人的厄运也就接踵而至了。
杨树浦紧邻着黄浦江，江面上传来滚滚炮声无孔不入地充斥着所有人的耳膜，于是，人们纷纷传说，靠近黄浦江的区域是最危险的区域，日本人一旦登了岸，就要把老百姓都“丢到黄浦江里喂鱼”。对于上海人而言，“丢到黄浦江里喂鱼”虽然是一句戏言，但是却是青红帮惯用的手段，这种方法不但经济实惠，还能管保有来无回、尸骨无存。
于是，街上乱象横生，有些闲钱的早就变着法子地谋寻出路了。像我们一样逃亡租界的有之，带着大包小包、携家带口逃到乡下去避难的就更多了。当然还有十分有门道的人，鬼使神差地搞来了远洋船票或者搭乘货机，用最快地方式逃开了战争。
但绝大多数的人，也就是那些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他们走投无路、退无可退，就只好留在原地听天由命。在被惊恐与慌乱笼罩的街道上，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她的孩子搬了把小竹凳若无其事地坐在门外“乘风凉”。她温柔地拍着孩子，告诉他外头轰隆隆的响声是在打雷，而街上人仰马翻的场景是因为人们要赶着回家避雨。而小孩子看上去不过三四岁，睁着无辜的眼睛，懵懂地笑着，浑然不知天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我不忍地将头别了过去，母亲就趁势把我搂在了怀里：“没事了没事了，我和你父亲，绝对不会让你受任何伤害的。”
而当天晚上，祖父竟然破天荒地夸了父亲，认为要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还能有没事租到法租界的这栋独栋小楼，全家人现在还要在杨树浦的老宅里担惊受怕。
他还念叨起少不更事、曾经“闯下大祸”的二哥，说是现在时局那么乱，日子过一天是一天，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启智这小子也算是走了大运，早早地被送到美国去。从今往后不管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何，朱家的这条血脉也总算是保住了，他也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至于是不是衣锦还乡，就要看他的造化和良心了。
我很庆幸地想着，幸好二哥走的早，要不然他总得学班超投笔从戎。而且按照他的个性，能够安安分分待考入军校，呆在指挥部做个作战参谋都勉强。说不定真就把不怕死的硬汉子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自告奋勇地到前线去打遭遇战了。我回过头，看到母亲嘴角面似有若无的弧度，终于明白，和我抱着一样想法的人大有人在。
自从日本人一路打到上海，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就开始变得混乱不堪。父亲整天忙得天昏地暗，虽然他不说，也可以猜得到是忙着转移和销毁政府的重要档案。若是机密文件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就更加助长了他们势如破竹的进攻。
大战在即，公检法似乎都陷入了瘫痪的状态之中。当官的和官太太们忙着拖家带口响应号召撤往重庆，像大哥这样刚入职不久的小秘书每天的工作就忙着替上司排队办理各种手续或者打包和整理各种收获用品。
我印象中的大哥，虽然年纪不大，但从小就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范，这一回也是一样。和谈虎色变、惶惶不安的大多数人来，他的平静就显得很不寻常了。这两天他请了假替家里人安排处理搬家的事宜，但却并不怎么说话，因为太多安静便让大家当作空气一般自然而然地忽略了。
等大家回到各自的房间忙着拆箱整理，我终于逮着机会和大哥单独相处。我懒得拐弯抹角，就单刀直入地问他：“大哥，你是不是在计划什么大行动？”
大哥被我问的一愣：“什么意思？”
我像小粉丝见偶像一般语无伦次又喋喋不休地分析道：“嗨，在我面前还装什么装，我又不会出卖你。你不知道，每次你那么沉默的时侯，就意味着下一刻就要爆发了。什么‘韬光养晦’啦，‘卧薪尝胆’啦，这些字可都在你脸上写着呢，你想赖都赖不掉。”
大哥一心虚，就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脸：“我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么，只不过现在的战局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我没什么好安慰大家罢了。”
我趁热打铁，用肩膀轻轻撞他：“你就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啦，我保证会替你保守秘密的，你就告诉。”
于是，在午后的阳光下，在喧闹包围中的安静里，大哥同我讲起了他的打算。他说，他原以为在乱世里也可以坚守自己的理想，现在看起来却是痴人说梦。他想来想去，好歹自己比别人多读了几年书，虽然成不了一呼百应的大人物，在军队里谋一份文职却是不难的。
我托着快要被惊掉的下巴：“大哥，你可真不是参军的料啊，你可想好了？”
大哥笃定地点点头：“想好了。”他的语气神态一如平时的温柔，可仔细瞧了却会发现，他眼神里所折射出来的坚毅光芒带着与生俱来的标准的军人气质。气质这种东西其实很玄乎，不像别的还能有个标准或参照物。所谓的军人气质也是因人而异，一定要说的话，就是那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势感。
大哥见我一脸懵懵懂懂的样子，便故作失望地叹口气：“啊啊啊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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